显学这篇文章主要批判当时影响力最大的两家学说，儒家和墨家，通过批判两家学说，然后引出自已的理论。开篇指出，儒家和墨家共有的问题，就是学派相争。自孔子后，儒家分为八个流派；自墨子后，墨家分成三个学派，它们取舍不同，都说自已是名门正派，然而孔子和墨子早已不在，谁能说他们是真传呢？他们的学说又有多大的可信度呢?
韩非认为当时社会混乱 ，国家得不到有效治理，根源在于以下几个方面：
（一）言无定术，行无常议
墨家主张薄葬，讲究节约；儒家主张厚葬，讲究奢侈，然而当时的君主认为墨家节俭，尊崇他们，认为儒家尽孝，也很尊崇他们。那么既然认同墨家的学说，很显然就应该否定儒家的学说，要是认同儒家的学说，就应该否定墨家的学说，因为他说是相对立的。因此当时社会混乱的根源就在于说话没有一定标准，办事没有固定主张。
（二）所用非所养，所养非所用
君主追求的无非就是富国强兵，要想富国，必须得让土地得到耕种，努力种田的得到奖赏，要想强兵，必须得让士兵愿意打仗，拼命打仗的得到奖赏。然而当时社会，种地的地位低下，著书立说的得到显贵，那么谁还肯努种地，没人愿意种地，那么国家怎么富有；同样，拼命打仗的不一定能显贵，勇于私斗的被认为是勇敢，胆小怕事的被认为是爱惜生命，那么谁还愿意去打仗，愿意打仗的人少了，军队就不会强大。所以，要实现富国强兵，就得所养即所用，一切以耕战为中心，有利于耕战的就应该得到奖赏，否则就得受惩罚。
“磐石千里，不可谓富；象人百万，不可谓强”，石头再多不能说是富有，因为石头不能吃；俑人再多不能说是强大，因为俑人不能用来打仗。商人不靠种田吃饭，土地就得不到耕种，那么跟石头一样，再多也没用；儒家和游侠不靠打仗就能显贵，在战争时是使不动的人，就跟俑人一样。
（三）任辩之失
任辩之失即任用善辩之士产生的失误，魏国任用善辩的孟卯，有华阳城的失败；赵国任用善辩的赵括，结果有长平战败。孔子说过“以言取人，失之宰予；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”通过容貌和言行判断，连孔子识人都会犯错误，何况普通人。用官职来试验，用功劳来考察，那么再笨的人也不会犯识人、用人方面的错误。“宰相必起于州郡，猛将必发于行伍”，沿级选拨，定能治理得好。
（四）务德不务法
儒、墨两家都主张尚贤，即任用有能力、有德行的人，然而这样的人很少，一个国家也找不出几个，更别说让人们主动地做好事，因此治理国家就应该采用多数人都得遵守的措施，不能用少数人才能做到的办法，即推崇法洁，否定德治。举的例子也很生动，如果要依靠自然挺直的箭杆，几千年也造不出箭来；依靠自然长成的圆木，几万年也造不出车轮，然而大家都有箭和车子，是因为应用了加工木材的工具和方法，同样治国不能指望人们都善良，主动去做好事，治国要治很多的人，因此必须使用法令。
（五）急其颂，缓其助
有些君主喜欢被称颂，而不在乎能增强国力的实际措施。称赞毛啬、西施美丽，对她们的容貌一点作用都没有，不如直接使用化妆品，立马就能让她们更漂亮，所以君主听从建议时，不要听那些称颂、赞美的话，而是听能给他带来实际作用的东西。
（六）举士求贤智，为政期适民
依据智慧、德行选拨官吏，一个国家也找不出几个，全国有那么多地方要治理，无论如何也管不过来，况且有了智巧就会产生混乱，不如使用法术，法令统一，依法治国，那么即使任用了一般的官吏，也一样能治理好地方。
很多不会治理的人都认为顺从民心就能治理得好国家，然而很多时候，民心和法度是矛盾的，君主急于耕田，开垦土地，他们确认为是残酷；修订法律，禁止奸邪，他们确认为严厉；征收钱粮武装军队，他们确认为是贪婪；禁止私斗，奖励杀敌，他们确认为是残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