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六反》开篇从两个角度分别列举了六类人，一类是奸诈虚伪无益于国家的六种人，社会舆论确赞美他们；一类是努力耕战有益于国家的六种人，社会舆论确诋毁他们。所以得出想求得国家的富强，制定措施、进行赏罚时不能完全顺从社会舆论观点，而是要仔细分析是否真的有利于君主，因为这些观点都是站在不同立场上说的。
具体上面的十二类人太多，这里就列举几种世俗所贬低但是有益于君主的人，一是尽心耕作，自食其力，本是创造财富的人，世俗认为他们没本事；二是品德优异，单纯朴实，本是正派善良的人，世俗却认为他们愚蠢呆板；三是奔赴国难，献身君主，本是舍身取义的人，世俗却认为他们失多得少，……。最近看新闻提到的“不能让老实人吃亏”其实也是这样的道理，老实人勤勤恳恳，对工作认真负责，应该是对工作做出贡献的人，然而很多人却看不起老实人，觉得他们没本事，不活套不懂得钻营，但是做为管理者来看说，就得仔细分析，而不能完全顺应大家的看法。
文章随后批评了当时学者的观点， 这些学者都劝君主不要追求功利，而要追求仁爱，法家认为君主不能追求仁爱，举的例子很有名：父母生男孩时相互庆贺，生女孩儿就杀掉，这样做无非就是考虑以后的长远利益，父母与子女有血肉之亲，尚且这样算计，何况没有这样亲密关系的君主与大臣呢。所以没必要讲仁义，而是要制定明确的法律禁令，法律禁令明确了，官员就依法办事；坚定地实行赏罚，不偏私，人民就能被官吏使用。
为什么采用法律之道而不用仁义之道治国，后面讲得很清楚，在于“法之为道，前苦而长利；仁之为道，偷乐而后穷”，就是说采用变法短期内比较苦，遇到各种阻力，但是从长远来看是有利的；采用仁义治国，短期会比较好，但是长期未必有利，所以法家认为“以过受罪，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”才是治理的正道。
为什么用不减轻刑罚，而是采用了严刑竣法，是因为要想劝赏让人们去做一件事，那么奖励越丰厚越好，这样能迅速达到目的；要想不让人们做一件事，就该设置严刑，这样禁止得最快，立竿见影，否则惩罚的成本低，人们就会去权衡。另外，用轻的刑罚能禁止的事情，用重刑一定能禁止；但是用重的刑罚能禁止的，用轻的刑罚就不一定能禁止，所以采用重刑就能够禁止住所有的奸邪，所有的奸邪都禁止住了，那么对于君主和民众有什么危害呢？
法家设置厚赏重罚的法律，更大意义上讲是一种衡量标准，而不是为了处罚或奖励具体的人，通过对具体的人的厚赏和重罚，也是为了向人们说明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，以期达到《饬令》讲的“重刑明民，大制使人”的境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