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前读的几篇文章，都在强调赏罚得当的作用，即制定明确的奖励和处罚标准，对言行相符的人进行奖励；对不符的人进行处罚，就样就能禁止奸邪。《说疑》开篇认为上述的赏罚得当只是针对具体的人，要起到鼓励立功禁止奸邪的效果，必须从更高层面入手，在禁奸时，“太上禁其心，其次禁其言，最后禁其行”。
本篇一直在强调“术”的作用，即如何任用人、考察人，有的君主任用人之后，国家平安自身得以保全，有的君主任用人后，自身危险国家灭亡，所以任用人时必须谨慎小心，注重考察。
随后列出了五类人，然后引出明君和昏君的任人之法，这五类人分别是：一是许由、伯夷、叔齐之类的人，利益不能动其心，法令不能禁其行，这样的人谁也驱使不了；二是关龙逢、比干、伍子胥之类的犯上强谏，这样的人谁也忍受不了；三是周滑之、易牙、竖刁之类的阿谀之人，任用他们有无尽的祸患；四是田横、子罕等人，他们结党营私，一般的君主治不了他们；五是周公旦、范蠡这样的人，勤勤恳恳，建功立业，任用他们，再昏庸的君主也能治理得好国家。
明君任人讲究谁正确就提拔，谁错误就处罚，而不考虑亲疏和远近，所以能够身体安逸，名声显赫；昏君则不然，他们根据大家的看法来任用人，并不认真地去考察，所以大臣们为了被任用，采用各种办法笼络人心、结党营私，导致的最终结果是身死国危。这段还特别提到了“舜逼迫尧，禹逼迫舜，汤放逐桀，武王伐纣”，这几种人都是儒家称赞的有德之人，但是从法家角度上看，他们都是君主任人失败的典型，因为君主任用他们，不加以考察、制约，导致他们形成一定的势力，最终取代了君主。
君主在于尽人之智，而不在于尽已之力，所以要治理了国家，必须得掌握用人、察人之道，即法家讲的术。文中举的正反两个例子很典型，一位是敬侯，喜好放纵，不修德行，但是他在位几十年，军队不被挫败，领土不被占领，国家稳定，原因就是他任用时能够明察；另一位是子哙，不好女乐，亲自耕作，但最后被子之夺权，身死国灭，原因在于人不懂得如何任用臣子。
文章最后讲到了任人、察人时要注意的“五奸”、“四拟”，“五奸”指大臣的五种奸邪行为，君主任用臣子的方法是让大臣办事时尽心尽力，闲时加强修养，没有命令时不擅自主张，而这五种奸邪的行为无非是获得声望、民心、结党营私的行为，因此要去除这这五种行为；“四拟”指的是四种权力能匹敌的人，庶子和嫡子、妻和妾、大臣和君主、宠臣和相国，因此任用人时要防止他们能够匹敌，否则就危险了。